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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律师介入立法的程度不同,则可将律师参与立法分为两种情形:直接参与立法和间接参与立法。

2009年7月18日，四川省李刚、罗毅两位律师在全国率先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书，建议修改《刑法》，增加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罪。（二）立法的需求与根据现代法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正义系统，系统的源头就在立法对利益的分配。

[6]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3-19页。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确保立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律师法律服务活动得以展开，以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尤其是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为前提。又如因国民政府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不规定冤狱赔偿制度,以沈钧儒大律师为首的上海律师公会向政府提案要求通过《冤狱赔偿法》,并发动冤狱赔偿运动。而政治挂帅的时代,律师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之一),是司法体系中可有可无的配角。

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矫正对律师的认识，通过加强普法教育、法治宣传，认清律师工作的本质，了解律师实现正义的方式，改变在律师职业认知上的误区，为树立律师良好形象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尤为重要。律师参与其中的形式，按不同的标准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邵义：《民律释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三是一般条款中的 人格关系 一语已不见于法典中，代之以明确的 人格权概念。2012 年 5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新发布了国家赔偿金标准。七、结论从以上两部法典草案和两部法典文本看，在历史承继与断裂中，关于人格权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具体类型及救济方式等实质性规范，在立法层面其实没有太多、太大的变化。[42]又如，第 98 条之生命健康权，本身是指公民对自己所享有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机能完整的人身权利，[43]是一种最基本的人身权，但在人格权体系中，这一范畴又存在语意含混的问题。

其中，第5节名称为人格保护，共7个条文（第 49—55 条）。[39] 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法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

特别是第 10 种方式即 赔礼道歉 ，比较符合中国大众文化和司法实践，特色突出。其后，在第28 条和债务法第 49 条承认一般人格权 、胎儿的权利等，其内容均优于德意志的解决方式。同时，人格自由又让自然人获得自动性和个人性，通过个性使得人类获得福祉。从逻辑上讲，《大清民律草案》第 9 条关于 行为能力范畴，的确如规定所称，可定义为 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

在当时信息不发达之时，是否有此张三冒名彼张三引发纠纷之案例，诚为史家与法律社会学研究之趣旨。[6] 《民国民律草案》 文本，参见上引杨立新主编书，第 219 页以下。进一步者，第 2 条规定胎儿之特种权利保护。此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又相继作为单行法出台。

但此时，就是谬误脱离理性的缰绳悄然溜出来的时候。民法通则在 基本原则一章中宣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不过，与人格（权）相关的规范，特别是对生命、健康及身体完整性之保护，却是刑事立法的重点之一。[4] 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 页以下。

[15]《大清民律草案》此后的 4 个条文（第 52 条至 55 条），为姓名权的登记、改名、撤销、摒除侵害及禁止等规定。[46] 近代以来，自由权在法律体系中始终有着较为核心的地位。但从总体上讲，它毕竟效仿近代民法典之先进瑞士民法典，将现代人格保护制度引入中国，实乃一大创举。对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没有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加以保障，而且宪法中有关人身权保护的原则也根本未予实施。但是，这种发现并非仰赖某位天才法学家的灵敏嗅觉，而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立法上的体现。[25]另外，也有一些诈骗离婚、容留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干扰婚姻关系等实务上给予受害人慰抚金之请求权的案例。

其二，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这三个条件，对于人格的形成并非充分的，但是，一个自然人要转化为一个法律人格，以上三个条件则是必须的。

[61] 日本民法典，主要参考 《最新日本民法典》，渠涛编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又参见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86 页。

[39]杨立新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的最新立法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立法，是以前的民法典所从来没有采用过的立法例，可以叫做人格权法立法的 ‘中国模式。此章后 4 节，分别为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

至于民国民法后期的修改，增加信用、隐私和贞操等，同时又透过契约责任之损害赔偿义务施以一定程度的精神救济，都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事实上，这一做法在武汉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谢怀栻先生尝言，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 ‘私法，把民法作为公法。但是，权利如何设置及置于何处，却有着较大的差别。

[52] 令人遗憾的是，2010 年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列举了十六七种权利，竟然没有一个是关于人身自由的。事实上，即便是法益保护说，即债权模式下对侵权行为的规定，也是包含了设权性质的条款内容，并非泛泛的禁止侵害或损害赔偿问题。

[71] 杨立新教授除参与王利明教授主持的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 之第 2 编人格权编写之外，又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格权立法立法报告》，倡导人格权单独立法，并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每编自成一体，法条顺序号也另起，始自第 1 条。

王伯琦先生曾转述美国法社会学创始人庞德的评价，盛赞中国新法典之完美，称以后不必一味追求外国学理，只需阐发其精义以适应中国社会。另外，第五编债法部分，参考 《瑞士债法典》 之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本，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但即便如此，身体权是否包含在这其中? 再如，民法通则对隐私权、自由权等重要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参考了王书江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二是瑞士法模式，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总则编人格权规范中，同样也重点规定了姓名权（第 19 条和第 20 条）。

自由权并不包括在内，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发展显有不同。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这些属于人格权的设权性规范。也许，其目的在于突出他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或此或彼的选择，而是彼此兼顾的慎重的权衡。

草案完成之时，正值 北京政变，草案未予公布。否则的话，倒不好解释 20 岁成年之后关于限制行为能力者（如禁治产人）的有关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了。